684年，武则天赐儿子李贤毒酒，李贤悲愤的说：“我已被废为庶人，母后何苦还要赶尽杀绝？汉朝的吕后也不及她狠毒。”李贤拿武则天和吕后比，是完全错误的，吕后当年再狠辣、无情，对她的儿子、女儿可是非常好的。 李贤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，675年，在太子李弘猝死后，时年22岁的李贤被册立为新太子。 成为储君后，李贤并未沉溺于储君的尊荣，而是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，他召集当时的鸿儒名士，如张大安、刘讷言等，共同注释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这部被后世称为《章怀太子注》的典籍，不仅体现了李贤深厚的学术造诣，更暗藏着他对东汉外戚专权历史的深刻反思， 而这恰恰成为他与武则天产生裂痕的伏笔。 李贤的优秀并未换来母亲的赞许，反而引发了武则天的警惕。随着武则天临朝听政的时间渐长，她对权力的掌控欲日益膨胀，而李贤监国期间积累的声望，无疑成为她的潜在障碍。 李贤与武则天的母子恩怨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在权力博弈中逐渐激化的过程，其中三个关键节点成为矛盾升级的分水岭。 注史风波是双方产生嫌隙的开端。李贤主持注释《后汉书》时，特意对东汉太后临朝、外戚专权的史实进行详细批注，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女主干政的警惕。例如在注释《皇后纪》时，他引用《周礼》“天子听男教，后听女顺” 的记载，强调 “后妃之德，在于不预政事”。 当注释本呈送御前时，武则天当即质问：“太子注史，是欲明前代得失，还是欲讥当今时政？” 虽经唐高宗打圆场化解，但母子间的裂痕已然显现。 明崇俨之死成为矛盾公开化的导火索。明崇俨是当时深受武则天信任的方士，擅长符术与相面之术，常在武则天面前诋毁李贤，称 “太子不堪承继，英王（李显）貌类太宗，相王（李旦）相最贵”。 后来，明崇俨在洛阳被人刺杀，凶手始终未能抓获。武则天坚信此事与李贤有关，认为是太子因不满自己被诋毁而痛下杀手。这一事件让武则天决心削弱李贤的势力，她开始暗中布置，收集能够扳倒太子的证据。 废黜之争将母子关系推向绝境。武则天授意亲信弹劾李贤，指控他私藏甲胄、意图谋反。唐高宗起初不愿相信，派薛元超、裴炎等人调查，结果在东宫马坊中搜出数百件铠甲。 面对 “铁证”，李贤百口莫辩。更致命的是，武则天安排的酷吏捏造证据，声称李贤与户奴赵道生私通，而赵道生在酷刑下 “供认” 受太子指使刺杀明崇俨。 唐高宗在武则天 “为人子怀逆谋，天地所不容，大义灭亲，何可赦也” 的坚持下，只得下诏废李贤为庶人，幽禁于长安别馆。 被废后的李贤并未得到喘息，没过多久他被流放至巴州，随行仅得少数侍从与书籍。 在巴州的岁月里，李贤写下了著名的《黄台瓜辞》：“种瓜黄台下，瓜熟子离离。一摘使瓜好，再摘使瓜稀。三摘犹自可，摘绝抱蔓归。” 诗成后，李贤将其谱曲传唱，希望能唤起武则天的母子之情，却不知这反而加速了自己的死亡。 683年，唐高宗驾崩后，武则天的权力达到顶峰，而远在巴州的李贤始终是她的心头大患。第二年，武则天派左金吾卫将军丘神勣前往巴州 “检查李贤宅第”，实则赐下毒酒。 当毒酒送到李贤面前时，这位曾经的太子发出了绝望的质问：“我已被废为庶人，母后何苦还要赶尽杀绝？汉朝的吕后也不及她狠毒。” 然而，李贤将武则天与吕后类比的说法，其实是不成立的。 李贤监国时表现出的才干让他获得 “天下归心” 的声望，这种声望既威胁到武则天的临朝地位，也让唐高宗晚年对权力继承产生焦虑。当武则天以 “谋反” 罪名指控李贤时，朝廷上下虽有质疑者，但无人能真正挽救他的命运。 有学者通过对东宫甲胄数量、赵道生供词可信度的分析，认为所谓 “谋反” 极大可能是武则天罗织的罪名。但在当时的环境中，真相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武则天需要一个理由来消除这个潜在的权力挑战者。 李贤死后，武则天为掩人耳目，先是将丘神勣贬为叠州刺史，随后又追封李贤为雍王，试图淡化自己的罪责。 唐中宗复位后，为李贤平反，迁葬于乾陵陪葬，追赠司徒官职。唐玄宗开元年间，正式追谥李贤为 “章怀太子”，并命人在其墓中绘制大量壁画，其中《客使图》《马球图》等作品，既展现了盛唐气象，也暗含着对这位悲剧太子的纪念。 1971年，考古工作者发掘章怀太子墓时，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：墓中壁画的侍女形象均无头部，推测是下葬后被人为凿去，可能与唐代中后期的政治斗争有关；墓志铭中对李贤的评价充满矛盾，既肯定其 “天资敏悟，神彩秀发”，又回避其被赐死的真相，反映出官方历史书写的尴尬。这些考古发现为我们理解李贤的悲剧提供了实物佐证。#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#